晶报评：真开听证会，就不要怕“扯皮”
一场符合程序正义的听证会，看起来效率不高，甚至还有“扯皮”成本绕不过去，但要看到的，还是目的正义的长远之功——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短期内的“高效速成”。
邓海建
有关价格听证会，有两则被舆论点赞的新闻：一是深圳的，说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举行了“深圳市征收路外停车场停车调节费听证会”第二次会议。这也是深圳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同一项*府决策举行第二次听证会。二是北京的，说10月24日，北京市消协表示，一名被推荐的公共交通调价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因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私家车，其代表资格未审核通过。人选更换在北京市消协代表选择中尚属首次。
两个“第一次”，传递了一个共同的意思：虽然有点麻烦，但还要好好办个听证会。
不过，就像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样，听证会上的新闻，也是各有各的说道：对于深圳的听证会，也有官员看出了后怕，担心这么搞下去，何时才能在决策上签字画押。民主倒是民主了，听证会开成连续剧，总是伤筋动骨的事。对于北京的代表甄选，民意甚至提出了“海选”的建议，但真要这样一轮轮下来，重构制度、增设环节，累得半死，最后可能还得接受一个“失控”的结果。一句话，效率咋办？
这显然是个矛盾。史蒂文斯早在《集体选择经济学》里说得很清楚，“要么有效率，但有独断；要么有民主，但无效率，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涉及权利的公共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习惯于将民主与效率当做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于是，在资源紧缺年代，基本上头也不回地选择了效率第一。这在分配领域，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是劳动要素长期被贱估的根源之一。
回到听证这个话题上来，为什么舆论要对这两则新闻点赞？道理也不复杂，这些年，公众对听证会成涨价会的质疑，未曾止歇。一方面是听证人选似曾相识。比如前些年成都有四名价格听证专业户，甚至有人七年里一共参加过19次听证会。另一方面是听证过程不少是屁股决定脑袋。国家行*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一些听证会群体的选择往往不是随意的，而是指定的，背后都有利益集团或部门背景。结果，自然是听证程序被架空，演技当道，听而不“正”。但这样的听证会，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效率奇高：举手齐刷刷，掌声齐刷刷，“民意”齐刷刷。三五轮的对话，分分钟就搞定。
当然，并不是说一团和气的听证会一定就是彩排好的听证节目。民心所向，几无分歧，自然寻求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就稳妥顺当些。但问题是，既然要听证，一般来说，就存在着议价的空间与可能，不然，何不叫做“涨价解释会”、“调价说明会”？
正因如此，真心要开个听证会，你就要适度宽容看似“扯皮”的机会成本。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效率的对立面，而是尊重民意的附加值。
尤其在简*放权的当下，责任推诿造成的扯皮与程序正义耗费的成本，有时看起来非常类似，但实质有着天壤之别。一场符合程序正义的听证会，看起来效率不高，甚至还有“扯皮”成本绕不过去，但要看到的，还是目的正义的长远之功——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短期内的“高效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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