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新技术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中医综合疗法既是在中医科学体系诞生之初就已脱颖的一个产物，又是在当代中医学发展关键之际浴火而生的一大成果，尤其是自从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系列文件的相继发出，以及年中国首场抗击新冠肺炎战役爆发后的连续反应，它的重大价值和意义越发得以凸显。打个比方说，面对*事上的“两弹”，一般人看到和欣赏的是它的超大轰炸威力，而在内行眼里，更为重要的却是它独特的系统化理论设计。在中医临床治疗学中，中医综合治疗也可堪比“两弹”，而中医综合疗法则是其中的要件之首。一、年中国首场抗击新冠肺炎战役的一点启示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瘟疫从年后期逐渐迅速在全球蔓延，至年1月以来，我国也出现了以武汉为中心、全国同殃的新冠肺炎的暴发流行，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伤害，而且使我国的经济、社会等诸方面也都遭到了极大损失。值此之际，全国人民在*中央、国务院的英明领导下，齐心协力，各显神通，联防联控，众志成城，使得凶恶疫情在短时期内便得到了高效控制，在此之中，中医不仅是在近百年来首次全面参与，尤其是通过大胆应用综合治疗，为本次抗疫胜利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作用，堪称世界抗疫史上的奇迹！来自权威媒体的报道1、光明网讯2月14日：专家谈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1+12”协同起效
在湖北省*府2月14日召开的新型冠状病*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医院副院长、第二支国家中医医疗队队长张忠德回答了记者提问。
……他认为，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医通过“中医组合拳”中药汤剂、中成药、中药注射剂以及针灸、八段锦等进行综合治疗，为抢救危重患者搭好了平台，赢得了时间。
“西医采用多种方法，给予患者生命支撑、控制并发症。比如重度感染、多脏器功能衰竭、休克、呼吸衰竭等方面发挥优势，让中?西医协同起效，发挥1+12的效果，缩短住院天数，提高救治率，减少死亡率。”张忠德说。
据张忠德介绍，在隔离区开展一系列中医特色疗法，如耳穴压豆、八段锦，都显示了较好的疗效。“患者住在隔离病区里，经常焦虑、失眠、腹胀、没有胃口，通过中医特色疗法，病人的部分症状得到了明显缓解。八段锦、太极拳对于患者增强体质，加快康复有重要意义。”（记者武玥彤）2、中新网北京2月24日电：北京市新冠肺炎中医药治疗率约为87%
“截止到2月22日，中医药治疗率总体为87%”，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在中医药治疗患者中，使用中药汤药的比例82%。中医药治疗总有效率为92%。中医药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上做出了积极贡献。
……高小俊指出，二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提供预防性服务，累计受益近40万人次；建立预防与治疗、药物干预与综合干预,医院和涉及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密接人群为对象，社区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群预防性服药2万人次。(陈杭)3、中国网3月23日讯（中国发布）：如何证明中医能有效治疗新冠肺炎？专家亮出“中医方案”的奇效国新办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医药在防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家卫生健康委*组成员、国家中医药局*组书记余艳红介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9成以上病例使用了中医药治疗，有效率达90%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表示，武汉13个区共发60多万人份的中药汤剂和中成药，抑制了疫情的蔓延。集中隔离，普遍服中药，阻止疫情蔓延，是取胜的基础。
同时，医院——医院。在方舱治疗，轻症不转为重症是目标。采取了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综合治疗，除给汤剂或口服中成药外，还有按摩、刮痧、贴敷等综合治疗。方舱个患者无一例转为重症。在其他方舱也推广后，一万多名患者普遍使用了中药，各个方舱的转重率基本在2%到5%左右。在方舱中医综合治疗，显著降低由轻症转为重症的比例，是取胜的关键。
张伯礼指出：病人出院进入隔离点进行康复，做呼吸锻炼同时配合中医药针灸、按摩等综合疗法，可改善症状，促进肺部炎症吸收，对脏器损伤的保护、对免疫功能的修复都有积极作用。中西医结合，各自发挥优势。“我们虽然没有特效药，但是中医有有效方案。中西医结合救治，是中国方案中的亮点。”
医院副院长邱海波说：中医药在普通型和重型的转化过程中已看到疗效，重症治疗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康复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医和西医其实在治疗模式上有明显不同，从西医来看，多数的化学药物都是单靶点的，而中医和中药更多是多靶点的。（彭瑶）4、人民日报年4月4日：相关研究显示：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过程起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所带团队日前披露三项科研成果。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病情无一加重，重型/危重型患者病亡风险降低八成多，康复患者症状改善复阳率低。……其中一项研究在武汉康复驿站开展，医院和中国医院合作完成。他们对武汉6个康复驿站观察的治愈出院新冠肺炎患者进行分析，所有观察人员平均隔离观察时间约为10天。共观察有名出院人员。其中，人接受中药综合干预，包括恢复期颗粒、八段锦、穴位贴敷灸、足浴等。95人未接受任何干预。结果显示：经中医综合干预后，观察人员的咳嗽、胸闷气短以及乏力、心悸、失眠、出汗等症状得到明显改善。中医综合干预组的复阳率为2.8％（9/）；对照组复阳率为15.8％（15/95）。两组复阳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王君平）总结这次全国抗疫战斗的特点，完全可以用“综合防治”4个字来概括，即：第一层面是以*中央为核心，以医务人员为主体，全国工农商学兵协同作战的全社会、全方位综合防治；第二层面是以中西医结合为基础，中医药治疗为主干的临床综合防治。对照当前欧美现代医学发达国家面对新冠肺炎防治的窘境，更能显示出我国独具特色的防治方法的绝对优势。但是，当我们仔细全面回顾这次抗疫以来中医参战的深层情况，再来看看《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年4月17日发布的张伯礼院士回答《中国中医药报》记者专访时的对话：“如果让我为此次中医药表现打分的话，我打85分”。还可得知，中医在本次的全面防治管理中虽然确实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但终归还是不免有一些缺失和遗憾的，最突出的是并没有成为最终救治主体；尽管其中原因有多种，而中医综合治疗尚未实现高水平的运用这一条，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出外。鉴于当下的这一场瘟疫抗战远未全部结束，全球性传染依然十分严重，何况今后还会不可避免地面对多种形式与规模的抗疫，中医究竟还能否有效应对并具备应有的地位？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医综合治疗能否不断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内能。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项伟大的实践，都必须在与其相适应的理论指导之下进行，否则便很难取得实质性、长久性的成功；同样，想要实现中医综合治疗的高水平运用，能否切实做到以优秀的中医综合疗法理论为指导，便是决定其成功可否的基本前提之一。但是，优秀的中医综合疗法理论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继续探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二、中医综合疗法的源流回顾考稽“神农尝百草”以来的中医典籍对于疾病防治方法的较完整记述，一方面可以看到的是，上自《*帝内经》的汤液醪醴、生铁落饮等“十三方”及针砭应用，继至《伤寒杂病论》的栀子豉汤、麻*汤、蜜煎导方等，皆是重在单一治疗；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伤寒论·辨太阳病脉症并治》中的“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旨在告诫人们，当外感太阳病单服药液无显效时，即应采用针刺与服药相结合治疗；而《金匮要略·杂疗方》中的救自缢死方：“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起两耳，罙（甚）好”，则是系统出示了人工呼吸、按摩导引、进服药物与饮食诸法综合有序应用的救疗方法。其实，在《*帝内经》中出现的“君臣佐使”的方剂组成法则，也就是综合治疗的最早法则，所言及的放腹水法、截肢法等，虽然字面上仅有简单提及，而它的背后必然还有一系列配合方法，并非纯粹单一的手术治疗，特别是《素问·异法方宜论》有曰：“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显然是在倡导后学者知晓并重视应用综合防治。与之大致同期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亦曾记载了扁鹊救治虢太子过程：“扁鹊乃使弟子子阳砺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浏览诸如此类载述，我们便可深信，先祖们在战国前后就已经盛行着混沌的中医综合治疗。十分惋惜的是，自从唐宋以后，由于医学界日渐盛行“简便验廉”之风，综合治疗便逐步受到冷落，未曾料想的是，它竟与原本诞生于华夏大地的中医学在近一百多年来日渐萎缩、境况凄惨会有诸多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一直都在尽力“振兴中医”，况且有很多出色成绩不容抹杀，但为何根本状况却依然令人揪心？许多具有民族自尊心者通过不断认真思考，终于清晰地认识到：尽管帝国主义列强*事与文化侵略、部分国人文化意识的扭曲与颓废、现代医学的强势主导与挤压等因素不无重大关系，但中医学自身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错乱也不可小歔，譬如几乎普遍的“慢郎中”现象，不是治缓不治急，就是愚持过度单一、简化的救治思维与方式，穷酸应对扑所迷离、盘根错节的急危重症和疑难病，使得中医失却了原本具有优势的用武之地；因为没有及早真正抓住患者“病机复杂多变”和“心理苛求速愈”的客观症结，紧紧采用多法并施打歼灭战的战略原则（类似于已故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的“扭转”、“截断”），无疑是中医步入发展缓慢乃至几被消灭的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不少中医人介入了急危重症和疑难病救治，但其以西医药为主、中医药仅作点缀的“盖浇饭”式的“综合治疗”，更是把中医推向了毁灭的边缘。面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如何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面对急危重病如何实现重大突破以彰显中医学术能力？面对中医事业的颓废局面，如何才能抓住关键，快速实现振废起萎，使中医学再展雄风？这是每个有责任心的中医人都应该思考、担当的重要命题和重大任务。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和方法可能会有很多，但是，仅从中医学为何在历经几千年发展之后还会久陷深度尴尬之中的现状即可知道，要找到其中任何的一条都是相当艰难的，这也犹如从《*帝内经》——《伤寒论》——金元四大家——《温病学》——中西医结合，其间虽曾艰难循进二十多个世纪，归根结底期待的只不过是一场又一场实质性的思想革命和脱颖而出的优秀成果而已，正所谓“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问题症结既然找到，中医界自然陆续涌现出了一批反其道而用之，坚持中医学固有的整体思维优势，充分应用多种中医疗法紧密有序协同救治的中医综合治疗探索者，并且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然却遗憾在一直未能建立起系统的“中医综合疗法”理论体系。因此，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于年发布《医院加强中医综合治疗的通知》之后，国家卫生计生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又于年联合发布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年）》，并在华夏经纬网年1月11日信息发布栏以“持续探索建立中医综合治疗模式”为题，发出了强烈呼吁。延至年初，两局再度联合印发了《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且在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4月1日的“一周舆情”栏发表了《完善诊疗模式，中医药这么干！》诸如此类系列信息，给我们释放的一个强烈信号就是：它有如古战场的“十二道金牌”——加急！加急！再加急！如此现象，既充分说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人民健康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更说明中医综合治疗在当前中医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之重要，同时也就预示了我国医疗卫生的“中医综合治疗新时代”即将来临！三、深化推进中医综合治疗任重道远大量的观察反思和成功经验证明，中医综合治疗是一种与单一性治疗相对的学术战略，是有力解答当代中医发展难题、使当代中医治疗重新绽放勃勃生机的金钥之一，如果直从中医学本身及其教育的特点而言，每个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自然应该对它十分自觉地掌握应用。然而，由于从《*帝内经》开启，持续后延至明清，甚至于当今的“杂合而治”，一方面是治疗工具（药物、器械、环境等）偏于原始，一些现代的新成果尚未融入，另一方面是没有一个根据什么原则去对中医疗法进行整合精选的指导理论，在此之下的治疗，便难免茫无头绪之累，疗效提高更难把控。更严重者，我们所面对的“中医治疗”现状，往往不是单打独斗、互不相问，就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特别是在西化风潮影响下，一些人严重丧失中医自信，对中医疗法的知晓率、应用率令人瞠目，......可怕的是，如此种种现象，竟然已经成为当代盛行的“惯性思维”和学术洪流。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深化推进中医综合治疗，就绝非轻而易举之所能，而是必待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和管理者完成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具体来说，要真正贯彻执行好这一战略任务，最起码要严守以下基本原则：一、必须以对中医学的高度自信做坚实基础从文化层面而言，任何一门医学都是为拯救人类而创生的，都应受到尊重和互信；但从学术角度讲，每一门学术本就应具备自己独有的方法与体系，彼此间难免有优劣之分。中医学是在数千年一贯到底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土壤里诞生的丰硕成果，它既有坚实而先进的文化基础，更有占世界五分之一人民的长期不断的生活与医疗实践经验积累，自然具备最大数量和最优质量的治疗工具与方法，言其“博大精深”毫不为过。有人却认为，中医学几千年保守不变，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只可以“慢”（治疗速度慢，见效慢）、“虚”（不可靠）、“简”（土气不雅）、“廉”（经济效益低，难以养人）概括之，所以是陈旧的、落后的。此言好像不算越外，殊不知他看到的只是皮毛而已。实质上，从《*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起始下传，每过一个时段，中医学不仅不断有新的药物、工具、技术被开发、完善、提高，即使是大家熟知的人参、当归、*连之类的常用药物，表面看似一贯到底，其实是随着新的重大理论的问世，这些药物都在不时地被赋予了崭新的功用与使命，实现了“旧貌换新颜”。例如一张麻杏石甘汤方，在《伤寒论》时，是主要用治太阳病变证的，而在温病学时代，则是主要用治上焦手太阴温病的，但在更多的时候，它却是在主要应对内伤杂病的痰热郁肺证，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年的“非典”和本次的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全世界的西医无不公认为从未见过、“无特效药”，并以大量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做了代价之际，而我们的中医则认为其“似曾相识”，而且早有丰富的高效方法与药物（特别是中医综合疗法），其中麻杏石甘汤还再度以“清肺排*汤”的名份出场，并且以卓越的战果，与其它多法一道征服了新冠肺炎，难道这还不神奇、先进吗？西医药大部分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要淘汰、轮换一批，至于像阿司匹林，原本在上世纪是用做治疗风湿热病的，后来发现因为它能退热，便成为治感冒药，到了本世纪，才发现它还能扩张心脑血管，因而转身成了治疗心脑血管病的抢手货的例子，却是很少的，青霉素只因为不断更新，才被保留了下来，激素类相对保持不变，但让人们日益认识到的却是它的严重*副作用，此均与中药无法相提并论。更多的人顾虑在中医没有手术治疗，因而卑视中医，并且俯首跪拜于西医膝下。倘若他们多多查阅历史上中医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以及急危重症的诊治记录，例如西晋陈寿所作的《三国志·魏志·华佗传》曰：“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於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即可知晓，古之大医，原本就能多法治疗，即使是面对外科或是产科疾病，也一样可以用手术诊治，或者说，手术治病原本是中医的看家本领，今人之所以只知西医有手术疗法，一在于后世中医人对手术疗法的传承发展不力，二在于自身文化理念甚至灵*的失落。我们绝不排斥学习引进西医的优势之处为我所用补我之短（例如理化仪器检测、消*隔离管理等），相反还要有谦恭、积极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要自残，更不能甘认虚无，而只能逐步地振奋精神、补遗更新。但从上世纪西医每逢腹部疾病就想着摘除阑尾，一遇到肿瘤就想着第一时间切除，本世纪一检出心血管有堵塞就想着尽快做心脏支架，之后才发现其中有诸多的失误来看，中医的手术之短倒也是保护了一大批患者的安全。此亦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还有人窘难于中医的应急性诊疗方法稀缺。其实，在应急方面，中医不仅有丰富多彩的针灸等既有疗法，也有不少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例如中医CT诊断仪等诸多新型诊断设备的创生，中药免煎颗粒、中药破壁颗粒、中药注射剂等剂型的创新，中药肌注法、中药静脉注射法、覆吸疗法、中药直肠滴注法、中药埋线疗法等给药方法的创新，小针刀、冷极射频治疗仪等治疗设备与技术的创新等），这次的武汉救治中，就有在西医无法疏通呼吸道之际，中医针刺穴位却轻而易举地予以解决的实证，免煎饮片的应用，更是通过新剂型之长，使得古老中药的巨大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示。在近一百多年来，有许多人最诟病的是中医理论，现在依然。可是，你若仔细想想西医为什么会在当代把“真实世界”作为最前沿的理论，还不是他们自己已经认识到过去的那些最牛理论，其实有很多是不真实的吗？例如他们最新发现，消化系统不只是可以消化吸收食物，还与人的情绪、记忆等思维意识活动有直接关系，然而，打开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就可看到“脾主运化”“藏意”“主思”“胃不和则卧不安”等的记载，而且从古到今，中医就是在十分自觉地应用这些理论诊疗消化系统和呼吸、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的，包括在这次的新冠肺炎防治中，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因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也是《*帝内经》衍生的经典理论），这难道是中医落后甚或是无稽之谈吗？如此之类，举不胜举，无一不说明中医学的过人之处。倘若你能明白于此，再多多了解一些西医药的副作用和失败记录，知其诸多的无奈，再多多跟随中医名家从事临证救治，便可从心灵里大大减少对现代医学的迷信和依赖，消除对中医学的诸多疑虑，转而增强对中医的信仰与信心，弥补从学术上知之甚少、临床上用之怯懦、疗效上几无把握之短。当然，对于那些有意识卑视、排斥、诋毁中医的“中医黑”，我们也应当给其以适当的教育和惩戒。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不管是作为中医从医者还是管理者，无论从客观疗效还是民族气节来讲，大家都应该对中医学给予极大的尊重、信任与担当，如果没有对中医疗法的绝对信任感和使命感，推行中医综合治疗就必然是一句空话。二、必须以“中医综合疗法”理论体系为灵*、为指导中医临床治疗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实践行为，它的结果往往决定着患者的命运，而它的成功与否却是以医者的认识与处置策略正确与否为前提的。作为一名医者，若能坚守“患者生命至上”的宗旨，就必须最大努力地做到正确决策，而正确决策的重要基础就是正确理论的指导。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一切实践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它就必然会成为杂乱无章的冒险，而这种理论，习惯上又称之为“章法”，亦即基本理念、规则、程序之谓。回顾中医治疗学发展的历程，无一不是以经典为据而百般化裁得来，说到它们的具体应用，虽曰千姿百态，而终归不出单一治疗与综合治疗。但在临床上，很多时候是医生只知道把一张处方、一剂药交给患者，就算了事，知道乃至躬身全程观察应对者实在是为数不多，而就在这一小批人当中，细究他们的治疗，不是以西医药几乎全部替代，就是随心所欲杂乱应付，甚至在一些重大场合也难免此景，即使从一些学术期刊上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近20多年来，也曾不时地有人提出“中医实用综合疗法”等概念，但细析其实，基本都是简单的经验叠加，很难见到上升为理论高度之作，终归是全无“章法”，如此这般，要想实现中医的跨越式发展，委实难矣！笔者因于家风及个人特殊经历缘故，自年8月即正式拜师学习中医，随后乘国家恢复高考东风专业就学，继于年伊始即参与甘肃医院的全程创建与发展，其中有大量的精力投入了住院部的临床救治与管理，乃至全院的全局综合管理，基于多位名师的指导和自己不懈的实践与思考，促使我于年就在写作论文《中风病动静辨治方法初探》中，首次提出了中风病的“综合治疗”治法，再经24年反复验证总结，乃于年正式创建了以“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患者病情，及时优化地选取一种以上的中医疗法，努力实施精准性、多方位、满足量、持续性的联合防治和救疗，从而全面、高效地解决病机及其相关症状，促进及早康复，同时尽可能使患者满足心理期盼的一种中医治疗指导法则。”为基本概念，以及相应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应用程序等为主干的“中医综合疗法”理论体系（限于篇幅，仅将主要内容附于文后，关于全部内容，可参阅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人新作《中医综合疗法》、担任总主编的《常见病的中医特色综合疗法》），续经10年不断实验完善，终至通过多篇论文、系列丛书、特别是发表于年11月29日《中国中医药报》的《临证当重“中医综合疗法”》一文，使得中医综合疗法理论成体系地出置桌面，略括其重大意义，约有如下三条：1、倡明了一种高瞻远瞩的优势战略。由之可知，中医综合疗法是不同于活血化瘀、醒脑开窍等等的一些战术性治疗方法，而是作为一种相当于“持久战”之类的总体性战略，足以引导和促进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坚定不移地在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将多种传统与现代的中医疗法最简约、最协调、最及时地精选组合应用，充分发挥诸多疗法的互补功效，从而更全面、更快速、更稳妥地实现中医科学强有力的扶正祛邪作用。2、倡明了一种高度新型的管理思路。由之可知，中医综合疗法是不同于一般的学派协作和科室合作，而是重在从全能高效的角度出发，通过广泛深入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及其它多种资源的挖潜与融合，引导、促进医者和管理者不断发掘祖国医学宝库，加强学术传承与交流，加强多专业联合诊疗，加强各类人才与资源的密切协作及开发应用，从而显著提高中医临床防治、特别是病房救治的疗效。3、倡明了一种新型的中医服务模式。由之可知，中医综合疗法是不同于既往各自为阵的单调服务，更不同于简单归类的松散组合，而是通过在一种疗法就是一种服务方式，多种方法即为多种服务方式，而且多种服务方式之间是紧密协作优势互补或趋利避害的基础上，充分彰显中医疗法的连续性、应急性和优越效能，大大增加社会公众对中医的信任度、接受度，进而迎来中医发展的优良环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助力。也有疑问曰：“杂合以治”是否就等于是“中医综合治疗”？回答应当是“近似，但不完全等同”，因为“中医综合治疗”是在“中医综合疗法”理论指导下的有序治疗。后者既来自于《*帝内经》的“杂合而治”，又较之实现了螺旋形上升、质的飞跃，形式上更系统、更具体、更全面，更有前瞻性、可操作性，而较之当前流行的“盖浇饭”式“综合治疗”，当然更注重突出中医特色，更有合理的归属性。随着这一理论体系的深化推进，可能使得后学者有一个可供遵循的轨范，开办事业者有一个可依的“灵*”和“根系”，今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救治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参照指导，同时也可能为中医学走出低谷全面振兴提供一个良好的战略目标、技术标准、管理规范与服务模式。当然，本人的这个管见只是一块引玉之砖，相信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理论诞生，如此方能真正推动中医综合治疗战略的有效贯彻和全面普及。三、必须以全面、有力的科学管理营造优越环境繁华似锦的中医疗法，不仅包括药物治法，也包括非药物治法（针灸、按摩、心理等）；不仅包括宫廷御药，也包括民间验方；不仅包括内治法，也包括外治法；不仅包括古代治法，也包括现代新创治法，所有这些，都是随着地域、气候、社会、战争等多种不同条件的变化而形成、进化得来的（有如封建礼教使人们随缘地抛弃了遍诊法，亲近了寸口脉法等），且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而我们在讨论和运用“中医综合治疗”时，则不只要强调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将一种以上的治疗方法依照中医综合疗法的基本原则科学组合配用，同时还要明白，中医综合治疗实可谓中医综合治疗理论与中医综合治疗实践的有机复合体。关于前者，从表面看，似为单纯的治疗方法组合讨论，说到根基，便知为以中医全部科学理论为中心、古今文史哲理知识贯穿其中的大百科“合金钢”；至于后者，不仅包括诸多药物、相关器材等具体物件，还需囊括医患双方及施治所需的基本环境，以及居于此二者之间的复杂应用技巧。至此，我们方可明晓，推行中医综合治疗实在不是一件随意可行的事，而是一项十分浩繁伟大的世纪工程，它需要动用现有的所有因素，更需要高智慧、高水平的管理。首先，就具体的医务人员而言，客观地讲，缘于多种因素，或多或少地都有一定的门户习惯，较多的则是学习经历不同，感受、认识乃至对待态度也就不同。然而，在面对患者时，医务人员即使能做到宅心仁厚，一心赴救，但这还远不能保证其疗效的良好，其中不仅有个人的天赋与学习经历，有所学知识的质量和统筹兼容能力，当然更有医者个人的眼界和胸怀问题。因为有了眼界，才能看到多种疗法的功用及其优劣，才会有选用的基础；有了胸怀，才能将百家所长融汇于心，从而不嫌弃古法之瑕疵而用其优，不妒忌新法之超越而取其长，不囿于门派之对立而选其实，不在乎价格之贵贱而撷其专，甚至不庇于自己之短拙而推让贤者，坚持做到以仁义的医德做基固顶、宽阔的胸怀广纳博采、睿智的眼手优选精用，且能具备足够的知识与技能（不仅一科专长，而且多学科兼通）。在面对具体的患者时，尚需动用几乎全部所学，进行综合全面的诊断,即使是一位十分复杂、疑难或危急的患者，都能镇定自若、错落有致地逐一辨明，进而按照轻重缓急主次严格排序、得当施法，即使是在一张处方当中，都能体现出综合治疗的成熟思想。接着就是在多张处方、多种方法的选用与先后程序的设定上，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要达到此标准，没有足够量的学习不行，没有丰富的经历锻炼不行，没有巨大的勇气撑持更不行，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以渊博的知识托底、以宽阔的胸怀做后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驱动，更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作为支撑，决不是一蹴而就可行的。反之，有失其一者，便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其次，在医务人员与医务人员、科室与科室的共同工作当中，各自都必须具备宽仁、合作、有力的优良素质，况且不因名利、金钱等身外之物而干扰、破坏协作质量，形成“优胜团队”，确保能多学科、多团队合作共事，共同大力开展高水平的多学科协作攻关与综合治疗。再者，由于团队的攻关活动必须以科学有力的组织协调为前提，因此，医院的的领导素质与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医综合治疗的推进过程当中，领导成员、尤其是主要领导成员，一定要高风亮节、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充分明晓中医综合疗法原本是在现代医学的强大压力导致中医面临严重危机之际而诞生的复兴之策，以坚韧不拔循序渐进的耐心为持久动力，自觉主动地利用多种媒体、教学条件及工具，积极开展中医综合疗法的传播、培训、交流和研究、开发，筹建开办科室，配置必要的基础设施，并根据需要而组织配备适宜的人员与设备，甚至在医疗团队遇到棘手问题、严重困难时挺身而出，雨里送伞，雪中送炭，不因某一次或数次中医综合治疗行动的成败而情绪失控、朝令夕改、甚或因个人杂念而做出非分之举，尽力确保每个成员从具备基本素质到综合知识与技巧的高效发挥，确保中医疗法的全面或最大程度之下的高效应用。于此故曰：中医综合治疗就是大医精诚的翻版！四、必须抓好各个细节的切实到位与衔接清·徐大椿曾作《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即将临阵治疗喻之为*事作战，其中有曰：“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可谓甚合于中医综合疗法。一场战争行动在启动之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制定总体战略方案，而随后的一切工作，就是充分发挥其下各个单元的预定功能，更确切地说，就是各个单元都要严格按照总体决策对于自己职能与时间、地点的设定去做好“落实”二字。同样，每一场临床救治的实施，讲究的就是动员所有相关因素，紧紧围绕合理的总体决策和共同目标，全力进行多种疗法的有机协作。俗言道：“好钢用在刀刃上”。此语的一般解释，是指做任何事，都须轻重有别，不可乱套。其实，它还应该有另外一种辩证法的解释，即：世间任何事物的构成与运动，无论其大小繁简，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相关因素构成的，在多个单元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往往还有很多关键的环节，实在不可不深究，否则，就是“一子有失，满盘皆输”。这在管理科学来说，就叫“细节”，随之而来的一句经典话语，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在我们的所有救治活动中，常常存在诸多的关键环节，把握程度好坏，直接关系着该次综合治疗的总体质量乃至成败。兹先举例如下：曾有一位2岁小儿，因为整日频频呛咳，痛苦难耐，每至夜间1——4点，证情尤甚，已用抗感染、镇咳西药治疗一周，全无效验，患儿外公、外爷及父母轮换呵哄，哭闹终不能停，我故应邀往诊，遂处一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加减免煎颗粒方，嘱其每日白天冲服3次、夜间1点之前再服1次，并注意保暖、勿给凉食，家长允诺。逾2日后，我用电话询问近日病情，家长回答道：略有好转。我又追问其夜间12点前后是否服药？答曰未行。我便再三强调：一阳于子时生升之际，被阴寒郁闭难以调达，正邪交争，遂成此证；强调抢先服药的目的，是重在病症发作之前调阴阳、扶正气、镇邪势，其意义远胜于白日进药。家长至此明晓，依嘱而行，患儿当晚即转微咳，次日则昼夜安宁。又有一患者，素患肺心病、糖尿病，近期再现胸闷、气憋、心悸、恶心、腹胀、二便不利，半月不解，每闻中药汤剂，则呕恶频频，我便接收其住院治疗，除嘱施针灸、按摩法外，并以平陈汤加减液直肠滴注，每次毫升，每日2次。经治2日，病情无显著变化，细询其情，乃知护士每次插导尿管进入直肠仅约10厘米，所滴注药液不久即陆续流出肛门，故而药效几无。因此，我即亲手为护士示范操作，将导尿管头送进患者直肠26厘米处，随后轻微回拉，观察中药液以40滴/每分钟匀速流淌，直至滴完。经过如此操作，中药液直到输入2小时后才有少量渗出，大部分都得以吸收，患者病情次日即有明显好转，1周后欣喜出院。另有一患者突现寒战发热，全身酸痛，头痛如劈，初服荆防败*散加减液，疗效不显，故续以针刺列缺、外关、大椎，点刺十宣，半小时后，症状略有减轻，但不理想。回顾前治，应是十宣放血出量不足，遂对十宣重复放血，新加大椎放血，诸痛随即消失。还有一肺癌肝转移晚期患者，夜间3点时，突然呼吸喘促，全身冰冷，大汗不止，舌淡黯，脉微细，医嘱速给静滴参附注射液50毫升、*芪注射液40毫升，然而，电子处方发出约十余分钟后，药房回答“无此药”，值班医生只好无可奈何地改用了山梗菜碱、尼可刹米、加压给氧等。……类似如上诸案的情况，在临床上确是十分多见的，究其原由，都在于虽然表面上确实按照诊疗计划实施了既定疗法，但是在疗法的具体操作质量上却有了明显瑕疵，或者是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受某种原因限制而强行改变，以致既定方案在实质上流于形式，达不到预定的目的，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弥补、矫正，该期的综合治疗必将以失败告终。而要最大限度地杜绝这些问题的发生，就必须做到：1、在团队中反复进行宗旨意识、协作意识、责任意识等内容的强化教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能顾全大局、各尽其责；2、对医疗技术人员经常进行理论与技术培训，使之不断提高专业操作水平；3、不断加强对各个相关环节（人员、药品、器械、附属用品、相关排班之类的管理等）的检查督导，最大化地堵截漏洞、确保质量；4、不断优化整体环境与功能，为综合治疗行为的高质量实施提供优越的物质支持和条件保证。综上所述，中医综合治疗是一个既古老又新兴的课题，它的基本宗旨是既要反对墨守单一疗法，又绝不赞成胡乱杂合，而是坚决恪守精炼、快速、高效、安全的底线。当它成为一面神圣的旗帜时，它具备了十分广博而深厚的内涵，需要具有强大自信心、使命感、责任感、有持久奉献精神的中医群体为之奋斗。充分认识它的重大现实意义，充分研究掌握它的科学应用规律，充分发挥它在现代临床救治与防治中的重要作用，就是我们当代医学人光荣而艰巨的神圣使命，值此，我们只能以一句古贤的名言作为勉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前，国家高层的决策者已经下定决心，一个中医综合治疗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只要广大的中医人齐心协力，不断奋进，中医振兴的又一个辉煌必将再现于世，人类和谐健康的新世纪亦将随之而至！中医综合疗法基本理论体系（一）基本概念中医综合疗法是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思想的指导下，根据患者病情，及时优化地选取一种以上的中医疗法，努力实施精准性、多方位、满足量、持续性的联合防治和救疗，从而全面、高效地解决病机及其相关症状，促进及早康复，同时尽可能使患者满足心理期盼的一种中医治疗指导法则。（二）基本应用原则1、全部应用中医疗法（包括传统既有的和后期新创生的），或在特殊情况下酌情选用其他现代科学方法（包括现代医学方法），但不能喧宾夺主（包括品种和剂量）；2、相对于一位患者一次患病来说，必须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疗法联合应用（可同时应用，亦可先后分步实施），但具体数量确定以病情需要和个人学术思想为准，最高数量不限，使用的时间与频率亦不限，总体来说，尚应符合最优化和简约、节省的要求；3、从逻辑关系上来看，必须达到搭配适当、不滥不乱、组织严密、不重复单一，符合生产作业的流程规范和医学理论的美学原则；4、疗法实施的效果指标应当是力敌于病、不过不缺、适可而止，恢复“阴平阳秘”为最高法度。（三）基本应用规律（程序）1、在充分估量患者病情轻重缓急、体质状况及其所处环境的基础上，设定科学、可行的防治总目标，进而拟定相应的治疗总量及指标（包括围绕指标预定一天24小时的治疗需要量和全部疗程的基本治疗总量等），而这种目标与总量设定主要是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以归经和正邪理论为基础的，一定程度上尚可汲取现代医学的“血药浓度”理论。例如：一般而言，病轻者治疗量较小，反之则应给大；成年人及体质状况较好者可考虑大量，反之，婴幼儿或体弱者相对考虑小量。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总体状况的准确分析和治疗量的恰当预算，是综合疗法应用的第一关键，也是全程防治的重中之重。2、在充分考虑患者的身体接受能力、爱好以及诸方面的条件支持度，紧紧围绕总目标或接着设定诸项子目标的基础上，选取最佳的多种疗法配合治疗方案，并力求精确估算各种疗法分担的治疗量，及时如法付诸实施，各个击破，全力保证治疗总目标的圆满、安全完成。例如：神志清醒且不惧口服药物者，可先考虑口服药法，适合腹部穴贴者加给穴位贴附法，有必要加强疗效者再给针灸等法；而神志不清者，除可沿用以上方案外，口服则应改为鼻饲或覆吸，必要时还可加用静脉滴注、直肠滴注，等等。但最忌孤立思维、不计总量、孟浪乱进，严禁因为胸中无数而导致患者出现医源性疾病。3、根据患者的病情动态、个人适应能力以及治疗护理需要，制定适宜的疗法实施程序，并紧凑有序地逐一实施到位。例如在急性抢救时期，多可考虑紧缩间隔时期依次连续施行，也可多法同时进行，力求尽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生命；在缓解或无生命重大威胁时，则可考虑放宽间隔时期，多法分步接连进行，或者突击性选用，这样即可从多个方面对病邪实施有序攻击，或是从多个方面对虚体进行陆续、足量、适宜的补益，让病体“吃得消”，不因人为壅塞而事与愿违，又能让患者感到自己一直是在治疗，不为感到无聊而拒绝住院和整体计划的连续治疗，从而充分体现现代中医防治和救疗的人性化优势。4、在总体战略上，必须充分考虑到病邪消长的流动性以及自体正气的动态转化性，保持对患者实施严密的临床观察护理，随时分析正邪变化现状，及时调整疗法的应用计划和治疗的剂量以及疗程，既不使其不足，又不使之太过，以药不轻投、恰到好处为最高原则，最终实现适量、快速、高效、彻底的防治目的。5、中医综合疗法的应用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概念，相对于患者的总体病情而言，可以是全程实施，也可以是阶段性实施，甚至是一瞬间实施；或者是一次性实施，也可以是反复实施，总以疗效与简约为原则。否则，不仅不利于临床救治，而且还会成为中医学术拓展的桎梏。6、综合疗法是与单一疗法相对而言的，它的临床适用范围主要是急难重症和疑难病，但在一定情况下，照样可用于一般普通疾病（有如《伤寒论》所列的太阳病用桂枝汤加针刺法）。单一疗法是中医历史长河中应用最多最长的主流方法，多以一般普通疾病防治为长，也可用在急难重症上，但从总体上客观评价，比之综合疗法无疑要逊色得多，临证可根据具体条件和个人经验而定。（四）基本取法原则中医科学历经数千年发展，终被后人以“博大精深”一言概之者，不仅在于其理论体系的深奥庞大，尤且显示于在其理论指导下的琳琅满目的治疗方法。大量事实证明，这些治疗方法既都有其各自独到的疗效，又都因条件、材料、特别是疾病与患者体质的千奇百异，而有功效上的显著差异，古今无数患者因医生选用配合得当而往往起死回生，亦因多方面原因而使无数患者无奈归天，此中有相当一部分即是失之于疗法单一、药力缓弱。当然，面对既有诸法的不可否认的良效，和长期以来医学界已经普遍在临床上诸法混杂、引起许多问题的现实，我们确有必要就“中医综合疗法”的选用与配伍原则给出进一步的界定，以便切实明确该法与单一疗法的应用选择标准及机遇掌握技巧。1、组合选用原则?据实而言，自从人类医学产生以来，就有了单一治疗与综合治疗之分类以及选择，及至今日，不管你是否有所体察，这种选择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的，只不过确有不自觉与自觉之分，也就表明了医学发展由感性上升至理性、由量变上升到了质变，证明了医学的新一轮成熟。临证究竟应该如何选取？从方法学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找出如下一些规律：（1）根据病情取法自古有云：人食五谷，得百病。故而从人类产生伊始，绝大部分疾病都是古已有之，仅有极少数是属后来环境改变而生，但从人类对疾病形成理性认识的角度来看，则是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之后，随着医学文明进程而逐渐丰富的，一种病名的出现，即可说明人们由于在某种疾病的抗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经验或教训积累，从而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开拓，达到了诊疗水平的升华。迄今为止，人们所认识的疾病，一般而言，根据其发作的来势与病理特点，可分为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和急危重症，根据发病部位及诊疗常规，又可分为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等诸科及一、二、三级科属。然就治疗方法的种类及应用原则而言，鉴于单一疗法的作用显示相对较为缓慢或片面，故而在面对病情相对较为单纯、轻浅、局限、初发者时，一般可首选单一疗法，反之，如遇病情相对较为复杂、深重、广泛、反复或久病者，则宜首选综合疗法。（2）根据病位取法鉴于人体正气禀赋有别，生活地域有别，饮食习惯与周边人际民俗等亦有诸多差异，因而发病位置亦有上下、内外、全身与局部之别，尤其常有一处发病或多处同发之异，从科属而言，有内科或外科单科发病者，也有内外科甚至五官诸科同时发病者，即使病理实质相同，但其临床表现却往往有很大不同。一般而言，病位单一者，应该首选单一疗法；反之，病发多处者，则应首选综合疗法。当然，“病位”的概念，有所在脏腑之分，也有表里之分，还有经络上下之分，《*帝内经》“其在上者，因而越之，······”是指根据病邪在上或下之位而定治法，自然可以作为选择疗法的指导原则之一，而《伤寒论·辨太阳病脉症并治》篇“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的所指，并不是急重病或是疑难病，而是提示医者要注意就近疏通经气，所以“就近”也就是根据病位取法的一个典型法例。另外，发病部位有时与其病机是一致的，有时并不一致，甚或是“声东击西”，或是症发在外，却机藏于内，为医者须谨遵《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治病必求其本”之旨。当然，先贤更注重强调“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素问·标本病传论》更有逆从之分，说明恰当选法，力求药敌于病，直中病的，不过不缺，不急不缓，邪去正存，阴平阳秘是为至当。（3）根据患者与病家心态取法疾病的发生，原本是有其自然规律的，特别是相当一些疑难杂病，实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相应的治疗，既有疗效的好坏，更有疗程的长短、好转或痊愈的速度快慢，人们大都期盼所有的疾病都应该迅速得以根治，并从现实来看，虽然确有相对速愈者，但也不能不知“拔苗助长”者往往有其诸多弊病及怨悔。对于这种道理，一部分患者或家属是明白的，而且十分乐于配合，我们便可从减少疗法负作用、减轻其经济负担、便于科研观察等角度出发，首选单一疗法；反之，患者或病家情绪较为急躁、对前期疗效不满意、对科研观察性治疗持不配合态度时，我们就应首选综合疗法，在不影响患者根本利益的条件下，使其尽多地感受到场面的壮观和救治的速效，以争取病家更好的配合与理解。（4）根据医者的学术思路取法中医学说到底，是千千万万中医学家的经验与学说汇聚而成，尤其是历代各派名家的学说成立，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其治疗方法的奇异新颖为标志的，有如“金元四大家”虽然几乎处于同一时代，却会有清火、泻实、补脾与滋肾之不同，时至今日，纵观诸多名家，仍然是有的医生对大剂急治情有独钟，有的医生却对稳扎稳打甚有见地，有的医生擅长直捣敌巢，有的医生却看重“围魏救赵”，有的注重扶正，有的偏擅攻邪，有的善用经方，有的喜处时方，有的师传大复方，有的承袭小单方，有的喜欢用药物，有的乐于用针灸或其他物疗，但看其最后结果，都是使得大多数患者获得新生、家庭赢得和谐。如何评定出其绝对的高下？一般都是取决于病家的感觉喜恶，实际上，真正鉴赏的金标准，乃在于疗效的速度和安全度（有无后遗症及其大小），还有医疗费用消耗数量与其他成本消耗量，之外，病家的心理喜好也委实不可忽视。此中，追求速效者当然宜首选综合疗法，而对于求稳者来说，可能就会习用单一疗法了，然而，这里也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用单一疗法的医生，首先必须是熟知诸种疗法及其用途者，同时对急危症救治也比较精通，如果一生都是四平八稳的慢郎中，其所使用的单一疗法就需多提问号了，因为这类医生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重点向他们宣传中医综合疗法的对象。（5）根据当时的医疗条件取法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地域南北，作为一个患者，其发病原因虽各不同，但表现为疾病，所需要的治疗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可是，作为一名医生，其所处的医疗场所却有很大不同，有时候针药用具齐全，有时候多此少彼，特别是在灾害、战争、野外等时段，可利用的医疗工具往往十分有限，为了救治患者，只能尽可能地采用现有的条件，就地取材，就地选用单一疗法，以应其急，或者即使到了富有条件时，也还是单一疗法的适应症，自然就应选用单一疗法了；但在具备较好条件时，其实还是采用综合疗法为上策，因为这样既可以取其所长趋利避害，更足以加速疗效。2、常见的中医疗法配用类型中医综合疗法贵在“综合”，即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实施最优化的多种疗法配伍应用。根据现有实践，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基本类型：（1）药物与药物疗法的配伍应用自医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体系以来，药物就不可否认地成为医生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解除疾病的武器，绝大多数的医生用其毕生精力从事药物的研究与探讨，分化出了临床医生和药物学家，药物被分为传统的汤（又分为口服汤剂和外洗汤剂等）、丸、散、膏、丹剂及后来发展的注射剂、气雾剂、酊剂、波、场等，进用途径分为口及五官九窍、皮肤等，结果是殊途同归。从临床应用角度而言，一般的形式有：a、相同剂型不同部位的交叉配伍应用（例如：口服与外敷、口服与熏蒸、口服与足浴等配用）b、不同剂型不同部位的交叉配伍应用（例如：口服与艾灸、蜡疗、膏药贴敷配用，中药口服与中药注射剂肌肉注射、中药注射剂静脉滴注配用等）c、不同药剂相同部位的交叉配伍应用（例如：先用药液清洗，继用膏药贴敷、红外线照射等）d、相同剂型相同部位的交叉配伍应用（例如：同为汤剂，选用方剂却有不同者；镇江膏药与祖司麻膏的交互同贴等）（2）药物与手法施术的配伍应用中医治病之法，除外有形的药物，尚有很多在手法技巧主导之下开展的治疗活动，如针刺、针刀、按摩、骨科正骨、外科手术（包括有创、微创，小到小型伤口的止血，大到恶性肿瘤的根治术等），平时的单一应用，疗效往往不甚显著，而一旦综合应用，则疗效常能有几倍乃至数倍的翻番。a、药物与针灸疗法的配伍应用b、药物与针刀等手术疗法的配伍应用c、药物与按摩疗法的配伍应用d、药物与其它新疗法的配伍应用（3）药物与无形疗法的配伍应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所述的“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及至“美其服，甘其食，乐其俗”，原系纳气导引与心理调节之法，还有其它诸如华佗“五禽戏”、森林疗养等等，都是中医基本治法，各有其长，但在具体的临床治疗和养生保健过程中，又常现其不足之处，一旦把它与药物有机配合应用之后，则会更显其“有的放矢”之优。a、药物与心理疗法的配伍应用b、药物与纳气导引疗法的配伍应用c、药物与体育运动(养生功)的配伍应用d、药物与森林疗法的配伍应用e、药物与磁场疗法的配伍应用f、药物与音乐舞蹈的配伍应用g、药物与其它疗法的配伍应用（4）非药物疗法之间的相互配伍应用在临床治疗中，药物的重要作用原本不言而喻，但是，药物的过多运用，有时却又常常引发意外的药源性疾病和依耐性，或者在受到条件限制之际，无法开展预想的救疗活动。于此之际，充分利用既有的条件，或者是有意识地开展排除药物参与的治疗活动，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疗效，同时也能减少药物对患者的*副作用，或者还能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所以也是当代医疗发展潮流的方向之一。a、针刺与艾灸、推拿的配伍应用b、针刺与推拿、理疗的配伍应用c、养生功与按摩、心理的配伍应用d、推拿、理疗与心理的配伍应用e、音乐、养生功与森林治疗的配伍应用f、音画、舞蹈、食疗的配伍应用g、书画、体操、演艺的配伍应用h、音画、饮茶、理疗的配伍应用i、……（5）中医与西医疗法之间的配伍应用（6）药物、非药物及*策法规之间的配伍应用以上所举，仅在示范而已，临床可根据实际情况，因人、因时、因地酌情选配。在年里，引起国人高度兴奋的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贡献，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享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和中药界迄今为止获得的第一个世界级最高级大奖。关于青蒿素的治疗用法用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明：①控制疟疾症状（包括间日疟与耐氯喹恶性疟）：青蒿素片剂首次口服1.0g，6～8h后0.5g，第2、3日各0.5g。栓剂首次mg，4h后mg，第2、3日各mg。②恶性脑型疟：青蒿素水混悬剂，首剂mg，肌注，第2、3日各肌注mg。③系统性红斑狼疮或盘状红斑狼疮：第1个月每次口服0.1g，1日2次，第2个月每次0.1g，每日3次，第3个月每次0.1g，每日4次。直肠给药1次0.4—0.6g，1日0.8—1.2g。深部肌注：第1次mg，6—8小时后再给mg，第2、3日各肌注mg，总剂量mg(重症第4天再给mg)。连用3日，每日肌注mg，总量mg。小儿15mg/kg，按上述方法3日内注完。口服先服1g，6～8小时再服0.5g，第2、3日各服0.5g，疗程3日，总量为2.5g。小儿15mg/kg，按上述方法3日内服完。与青蒿素应用十分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用法——“青蒿素联合疗法”，即以青蒿素药物为主，联合其他抗疟配方药同时应用，以期加强、延长青蒿素抗疟疗效、降低疟原虫耐药性的系列治法。通过以上文字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屠呦呦研究员在研制青蒿素时，不仅分别设计了口服片剂、外用栓剂、肌肉注射剂，而且制订了多种药物的联合应用方案，这些内容加和起来，难道不是中医综合疗法的充分体现吗？二合一模式（古砖画：二牛抬杠图）三合一模式（同等式）三合一模式（不同等式）六合一模式五合一模式（五）基本取量原则人体生命存在的最基本前提，是其营养物质的优质、充足、合理供给；同样，在面对疾病时，治疗方法的准确性、治疗剂量的足够量以及总体治疗的安全性就是其普遍适用的金标准。在诸种疗法比较之下，中医综合疗法最适合这一基本标准，特别是在迄今为止的单一疗法弊病几乎使中医无地自容的境况下，该法的足量优势更为医者所器重。当然，足量并不等于无限的大量，更不是说可以不顾一切，而是要根据经验与理性思考，在从诸多疗法中选用其中的几种疗法时，起码应该遵循“择优撷萃，取长补短、不缺不过、相得益彰”的原则；在具体实施的全部过程中，还要遵循“统一目标、统一编程、主次有序、时空协调”的原则。清代温病学家将诸般方药予以轻剂、平剂、重剂之分，不仅是示其药物材质有花叶、根茎与果实或矿物质之别，尤其看在与常规相对的重量上，因为用量问题也是决定该法应用成败的关键之处，而今我们大可将其加以演化扩大之，即将针灸、按摩、心理治疗等等方法都囊括进去，期以剂量的概念，然后根据诸种不同情况，分别恰当配施，则是其又一大秘法所在。关于临床应用之妙，虽云不可胜数，但归其大概，必遵“阴阳相合，动静相宜，升降相因”的法理，至于具体应用，约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1、始终紧扣诊断《灵枢·本神》曰：“必审五脏之病形，以知其气之虚实，谨而调之也。”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亦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清·喻嘉言《寓意草》还曰：“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欲破此惑，无如议病精详，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清·吴鞠通《温病条辨·凡例》也说：“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患者有病，医者职责在于有效治疗自然无可厚非，然而，治疗须随诊断而来，诊断不明，治法即无从谈起。纵观各类教材，皆是一病一病相逐论述，学者即认为临床亦是单病而发，其实，临床确有单病发作者，但更常见的是多病齐发，或是前后相应，这在《伤寒论》中多称之为“并病”、“合病”；尤当明辩者，一病之中，往往是多种证候相杂，或表里同病，或虚实相兼，或上热下寒，或闭脱并见……,如此复杂证候出现时，医者即须立刻建立“杂病杂治”的理念，同时，亦须根据病情的轻重，仔细推测其合理用量。一般而言，病轻者治亦轻，病重者治亦重；急症急治，缓病缓治；体壮者治可重，体弱者治当轻；“夏月香薷，冬月麻*”，“伤寒下不厌迟，温病下不厌早”，······归根结底，不论是在初发病期，还是在发病过程中，只有紧紧扣住病机，时时明确诊断，充分掌握病情份量，才能使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而力求“见好就收”、不犯幼稚固执之错，亦是其一大衍义。2、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源到流、由因到果、由本到末，中医学作为世界科学之林中的一支主干，更是从无数古代先贤的精心实践探索一路走来，并且以其经验积累甚硕而获“博大精深”的桂冠。可以说，从《伤寒杂病论》问世之前到今天的漫长历史年代里，前贤一直都是在应用中医综合疗法的，即使是在明清时代，我们不免要为诸多的温病学家只知道单用中药口服救疾而生遗憾，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在运用中药时，起码是在以汤剂为主的同时，还巧妙地运用了丸、散、膏、丹等剂型的，只不过对药物外用和针灸推拿刺血等法运用稀有罢了。再察古今名家医著医案，仍不时地可以见到综合运法的典例，当然，最为令人叹止者，还是要推仲景之作——其《伤寒论》24条以针刺风池、风府二穴为桂枝汤（常规剂量）助力愈太阳病，同书第12条以温覆和啜热稀粥助桂枝汤治太阳中风，又《金匮要略·杂疗方第二十三》以人工呼吸（“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按摩（“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服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结合救治自缢死；以“马屎一升，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又取牛洞（稀粪也）一升，温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脐上三寸、脐上四寸各一百壮”，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以及骑牛、薤汁灌耳中、皂荚末吹鼻救猝死等，都值得我们后学者顶礼膜拜。清代温病学大家吴鞠通先生本人虽在综合疗法具体应用方面无大建树，但其《温病条辨·凡例》中所言“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却对我们应用综合疗法具有颇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尤其在对中风病的治疗上，他在《吴鞠通医案》中记有“延郟七兄针之”，即常常邀请擅长针灸的郑郟先生一同合治的情景，这既体现了他的综合治疗思想，更为我们今天的分科治疗和跨科会诊给出了有益的启示，其中也蕴含了适量的奥秘。3、悉心探索独辟蹊径毋庸讳言，在当今人口数量日渐猛增，人群心态趋于浮躁，社会环境污染日益深化，人类身心遭受环境挑战的烈度越来越强之际，患病人群的数量无疑在急速增加，而且由于新病*和超级细菌的出现与阵发性泛滥、人们身心疾病的严重蔓延，既往的常规医疗方药日显力不从心，包括现代医药的耐药性和副作用日益扩大化而令人望而生畏、较长时期内中医陶醉于“简廉便验”而盛行单一疗法，以致疗效令人失望，都使得医学的发展似乎走进了自我毁灭的怪圈，探索新的有效途径确系迫不及待之事。在当代医学面临重大抉择之际，中医综合疗法无疑成为走出窘境的希望所在。但综合治疗既是古已有之，却又至今未成主流，根源乃在于既有的经验与理论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要想从此杀出一条“血路”，“承前”是首要，“启后”是责任与使命，而在此之间，注重个人经验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诸法的科学配伍实属不易，恰如其分的用量配备更加深奥。笔者积长期实践探索，提出了首先根据目前病情比较精确地判断其病程长短，再以之预算治疗总剂量，以及各个时段的分包剂量，用百分数统计法，或传统的成数计算法，或1天算10分法，各种相关疗法分占比例，再细化到一种疗法的内部成分又计算分支比例等等，此中还需充分考虑的是，必须谨遵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区别对待，有的放矢，适可而止。只是由于病种无限，病体差别更是参差不一，地域气候与季节的高低悬殊，使治疗面临着很难捉摸的变数，研究总结出新一代成功的综合治疗验方则是必由之路。作者简介:赵斌（·5·17----），男，汉族，甘肃成县人，中医内科主任医师。从１９７２年８月起，跟师、专业学习中医至今，在认真积累临床经验，擅长中医内外妇儿等全科诊疗的基础上，并先后实现了以“四大学说”(中医学物质理论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输液反应辨证论治体系、中医异物病因学说)和“四大疗法”(中医综合疗法、覆吸疗法、小剂量速治法、中医灌肠突击疗法)、2个创新专利（一种持续给药的握药套、一种持续给药的覆吸罩）为代表的系统学术创新。先后发表《浅论中国传统科学的物质体系》、《中风病辨证论治补要》等学术论文92篇；独著出版《杏林探幽》（24万字）、《报晓曲》（14·6万字）等书3部，合著出版《中国中医药最新研创大全》（万字）、《中华效方汇海》（52万字）、《医古文注译解析》（24万字）、《常见病的中医特色综合治疗》丛书（分17册，万字）等7部；另有《中风病辨证论治新体系的创建与应用》、《关于中医学物质体系的研究》等8项课题先后荣获省市县“科技进步奖”；并曾应省内外学术组织邀请，先后赴省内外进行学术讲座交流。故此，曾先后13次荣获“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甘肃省名中医（第二批）”、“甘肃省优秀专家（第七批）”、“全省医德医风先进个人”、甘肃省第四批及五级三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陇南市领*人才（第一层次，二批次）”、“陇南地区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等称号；并先后被选举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脑心同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脑病学分会常委,甘肃省中医药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甘肃省中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首届）副秘书长，甘肃省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副主任委员，《甘肃中医》、《西部中医药》杂志编委会委员，陇南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协陇南市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委员，*协成县委员会第六、七、八、九、十届常务委员等职。其事迹曾先后被《中国中医药报》、甘肃《发展》杂志、《甘肃科技报》、《陇南报》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编辑：杜鹏飞审阅：赵斌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