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气的升发，能够制约肺气的清肃下降，反之，肺气之下降能协调制约肝气之升发；肝肾同居下焦，精血互生，肝阳易亢浮动，需赖肾阴滋养潜降。津液代谢基本方式是“聚合”“离散”和“清升浊降”，是以肺、脾、肾三脏为核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完成的。
（一）:各脏腑以不同方式参与整体的气化、气机活动整体的气化、气机活动是各脏腑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维持脏腑间平衡的重要因素，正是脏腑及精微物质的气化、气机之聚散、升降出入运动，才构成了整体气化、气机活动的总画面。与此同时，这种由各脏腑组织构成的综合作用，在“神”的支配下，又是协调机体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保持内环境和谐有序的重要因素。机体各部分既有明确的分工，又有密切的合作，共同维持着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
如肝气的升发，能够制约肺气的清肃下降，反之，肺气之下降能协调制约肝气之升发；心居上焦属火，肾位于下焦属水，心阳要不断下降以温肾脏，肾阴需不断上升，奉养心阴以制心火，心肾之间的气机升降运动，既维持了心肾之间的相互交通、水火既济的关系，也协调了整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慎斋遗书·阴阳脏腑》认为：“心肾相交，全凭升降，而心气之降，由肾气之升，肾气之升，又因心气之降。”这就明确指出了心肾之间气机升降的因果关系。心阳又能下降中焦以温脾胃，脾胃得心阳之温，方能纳运结合。升降相宜，消化正常，气血源源不断地化生，补充心血而养全身；心肺同居上焦，肺主一身之气，心“主身之血脉”，心肺之间的气机升降出入有序，才能完成“毛脉合精”以维持全身气血循环和充养作用。肺司呼吸，肾主纳气，肺肾气机升降出入正常，息道通利，呼吸均衡。肝肾同居下焦，精血互生，肝阳易亢浮动，需赖肾阴滋养潜降。
（二）:津液代谢过程中各脏腑的气化、气机活动。
脏腑之间的气化、气机活动不但体现于两脏腑之间，更重要的则是多脏腑之间的配合作用。如津液的吸收、敷布及排泄过程，就是多个脏腑在气化、气机的聚散、升降出入运动中协调、配合作用的结果。
津液代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其基本方式是“聚合”“离散”和“清升浊降”，是以肺、脾、肾三脏为核心，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完成的。
首先，当饮食进入胃中，经胃初步消化为食糜，降于小肠进行精细消化，并大量吸收其中之“清”（包括津液和水谷精微）。其中的津液经胃和小肠吸收后上输于脾，于是借助脾气主升之力，将津液“上归于肺”，而浊者则在胃和小肠的下降作用下输于下焦，分别经肾传于膀胱和大肠。由于脾为“仓廪之本”，脾之升为胃及小肠的下降作用创造了条件。同时，胃肠的下降作用又有助于脾的升清。升与降相互影响，完成了以脾为中心的第一次“清升浊降”的气化、气机活动。此即“中焦如沤”之意。
其次，当津液“上归于肺”之后，经肺的宣发作用布于全身，组织利用后的浊液在肺气的肃降作用下，一部分从口鼻、皮肤排出体外，另一部分则借其肃降之力“下输膀胱”。这是以肺（还有心）为主所进行的第二阶段气化、气机的“清升浊降”活动。这也是所谓的“上焦如雾”（《灵枢·营卫生会》）之意。
第三则是将输送至下焦的浊液在肾阳的蒸化作用下，“浊中之清”再由肾脏吸收并上输于心、肺，而后布散于全身供脏腑器官再利用。“浊中之浊”则借助肾的气化作用，降入膀胱而后排出体外。这是以肾为中心所进行的第三阶段津液代谢活动。此即所谓“下焦如渎”之意。
此外，心、肝、大肠、三焦等脏腑在这一清升浊降的津液代谢运动中也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这就是《素问·经脉别论》所总结的“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脾，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从这一实例可以看出，人体一切生理活动的完成，一切物质的转化，均是在气化的聚散和气机运动的出入升降过程中完成的。同时，各脏腑间又是在气化、气机活动中保持着和谐、有序的关系，如果气化、气机活动失序，机体的和谐动态便立即遭到破坏而发病。
在津液代谢过程中，气化的“聚”“散”运动状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理情况下，肺、脾、肾、三焦气化之“聚”“散”对津液发挥着双向调节作用。“散”，可以使津液以无形之“气”的状态在人体表里内外输布，以发挥其濡润作用。此即所谓“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灵枢·决气》）之意。又使代谢之后的水液在各脏腑的气化作用下，分别“聚”合为“五液”（泪、汗、涎、涕、唾）及尿液，或滋润孔窍，或排出体外，以维持机体水液代谢平衡。如若气化之“散”的作用不足，或者“聚”的作用太过，就会使津液凝聚为痰、饮、水、湿等病理产物。可见，这些病理产物的形成与气化、气机失调关系十分密切。
一、痰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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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张仲景在《金匮》中创立“痰饮”之名。分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4类。痰饮一词，狭义的讲是指四饮中的一饮，即饮聚肠胃的一种病证;广义的讲就是包括四种饮病的总称。
在隋唐以前，痰与饮无明显的区别。直至宋代杨仁斋《直指方》乃将痰与饮分而为二。从此以后，一般医家多宗其说，认为痰多浓浊，饮则清稀。一为火燥，一为寒湿。
清代《医学传心录》中，归纳了宋、元、明、清关于痰的病因，明确提出“痰有十因”：或因风、或因寒、或因热、或因湿、或因暑、或因燥、或因酒积、或因食积、或因脾虚、或因肾虚。
后世医家重痰轻饮理论已偏离了医圣的初衷，而走向岐路了。为此，前辈名医“李可”揭示了痰饮之现代概念，即痰饮是整体失调导致之局部病理渗出物、赘生物。
二、痰饮水湿，同源异流/p>
1、痰与饮/p>
汉代之“痰”与“饮”是不分的，而后世是重痰轻饮的。于是有人会问：仲景是否提及过浓痰?仲景在《金匮》中多次提到“浊唾”。
①肺痿：其人咳，口中反有浊唾、涎沫;
②肺痈：时出浊唾腫臭，久久吐脓水如米粥者，桔梗汤主之;
③肺胀：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眠，皂荚丸主之。
其中“浊唾”与“涎沫”，即后世之“浊唾”与“稀饮”。
据考证/p>
伤寒论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
处方：麻*4两(60g)，杏仁50个(20g)，生石膏半斤(g)，炙甘草2两(30g)。治小儿急性肺炎，只需半剂药，即可热退喘定痰清。
既然急性肺炎都有这神奇的效果，那你说医圣什么样的浓痰没治过?古中医认为，痰与饮是浑然一体的，没有绝对的浊唾与涎沫，正盛则邪从热化为浊唾，正虚则邪从寒化为涎沫。仅此而已，不必在浓痰、稀饮上钻牛角。
2、痰饮与水气/p>
仲景在《金匮》中把水气病分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风水者，防已*芪汤、越婢汤主之;皮水者，防已茯苓汤、越婢加术汤、甘草麻*汤主之;正水与石水没给出药方。
而痰饮篇分为痰饮、悬饮、溢饮、支饮4类，出示了18方。为什么水气病仅出5方?痰饮是水停留局部，水气则是水泛全身。二者在本质上同为水之为患，其方剂可以通用，如痰饮病之五苓散、泽泻汤，后世常用治水气病。
由于痰饮篇在此书之前，水气病在其后，故略而不提。更有趣味的是，中医称美尼尔氏眩晕是“痰”冲于上，而西医之病理为内耳积“水”，即中医之“痰”就是西医之“水”。鹤膝风亦然。
3、痰饮与湿浊:
中医湿分外湿、内湿。外湿包括潮气和雾露之气。内湿指人体内环境潮湿，多与脾胃有关，如轻者胸闷、呕恶、苔腻，重则腹胀、泄泻、水肿。这些内湿与狭义的痰饮(指饮聚肠胃)无异。
痰饮是水停肠胃、胁下、四肢、胸膈，湿浊则是水停肠胃、四肢，它们可以并提、互用，如常用清化湿热之“四妙散”治痰证之鹤膝风、急性风湿热关节痛，便是明证。
总之，痰、饮、水、湿是一体的，其方可以互用、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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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其害，不知其苦！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转给患者必积阴功！
紫竹仙姑
